“当今世界正在经历一场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和经济金融格局的颠覆性的‘大分流’，这一进程极为复杂、极端剧烈。在这样一个极为关键的历史性转折时刻，中国应该夯实经济发展的‘底气’，增强经济发展的‘韧性’，保持深化改革和制度型开放的‘定力’，紧紧抓住‘中国式现代化’这一总目标不放，有条不紊、持之以恒地推进‘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2023年12月25日，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北京大学产业与文化研究所常务副所长王曙光在2023第八届时代记忆年度大会上发表主旨演讲，围绕2023年12月份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释放出的几个关键信号输出了自己的真知灼见。

王曙光指出，中国是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引擎，是维持全球供应链和产业链稳定的重要“压舱石”，对全球经济增长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根据世界银行的估计，2023年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30%，是名副其实的经济“火车头”。

在他看来，这其中的亮点在于中国的制造业：“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的发展，其核心在于制造业，制造业起到一个‘底座’的作用。中国未来可持续发展最大的底气就在于，我们拥有着强大的制造业。”

王曙光补充介绍，根据2022年的数据，中国工业生产能力增加值已达到全球的接近1/3（30.3%），与世界主要工业国家（美、日、英、法、德、意）工业增加值总量几乎相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近期将2023年中国经济增长率的预期调高至5.4%，这表明国际对中国经济长期形势持积极看好态度。

此外，王曙光结合几组数据，进一步从进出口贸易、绿色产业、关键科技突破等维度列举了2023年中国经济呈现出的几大亮点，并点出了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巨大潜力。

2023年，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量稳居世界第一，有效引领了全球生产要素的流动与配置，对稳定全球价值链和产业链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王曙光补充道：“今年中国机电产品出口增长了80%左右，而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只增长了百分之十几。这表明中国已经开始占据全球产业链的高端部位，不再在低端部位徘徊。”

2023年，中国成为引领全球绿色低碳发展的“执牛耳者”，中国新能源汽车在全球市场的占有率接近1/3，中国新能源产业正在为世界绿色产业发展发挥标杆性的示范和引领作用；2023年，中国在芯片等关键技术上突破了西方的技术封锁；2023年，中国连续举办了消博会、服贸会、进博会等世界瞩目的国家级展会，为全球厂商搭建了互利共赢的合作平台……

“中国经济正处于爬坡的关键时刻，经济产业正在转型，高科技正在成为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火车头’。虽然近两年，我国的内需和投资需求有所萎缩，但我们要看到亮点。”王曙光从两个层面描绘了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着力点。

一方面，要夯实中国经济的“底座”。就是要推动共同富裕，为中低收入人群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让改革发展的红利更深入地惠及中低收入人群，进一步消除经济发展中的“不平衡”和“不充分”问题。中国要在民生领域投入更多的力量，加强农村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供给，实现包容性增长。

另一方面，要建设中国经济的“上层”。要进一步鼓励科技创新，把中国的经济增长建立在新质生产力的基础之上。对于“新质生产力”这一新词，王曙光在演讲中进行了详细的阐释：“它是一种以高质量发展为代表、以科技为引领、以可持续发展和低碳发展为主要特征的生产方式。我们要把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产业化体系建设放在首位，以技术来驱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以弹性模式增强中国经济发展的韧性

在2023年12月份召开的中央经济会议中提到了“先立后破”和“稳中求进”这两个关键词，王曙光认为，这两个词的实质就是要构建一种有弹性的制度机制，避免刚性的、僵硬的、一蹴而就的、一刀切的制度设计，使我国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和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当中，能够在一种弹性的制度框架中实现政策的渐进式实施。

王曙光结合钢铁行业实际举例说道：“有些地方政府在对待产能过剩问题时，采取的政策过激，手段粗暴，用简单化的方法‘关停并转’（关闭、停办、合并、转产），希望把那些高污染高能耗的制造业统统去掉，极大地影响了当地经济增长、就业与民生。”

“这就是为什么最近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先立后破’，就是强调系统性的、渐进性的制度安排，在解决动能转换和产业结构转型的过程中照顾到技术创新的渐进性、民生就业和新旧转换的过渡性政策措施。同时也要注重新增长点的培育，注重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使动能转换过程自然而然地进行。”王曙光将这一制度安排方式称为“弹性模式”。

增强中国经济发展的韧性，还需要动态地控制中国经济面临的风险。王曙光指出，中国当下面临着房地产风险、地方债风险、中小金融机构风险三大风险，这三者之间存在着联动效应。他主张用系统动态思维化解以上风险，在风险处置过程中，要特别注重渐进性和系统性。

“这三大风险实际上都比较严峻，但中国千万不能实施一步到位的‘大爆炸计划’。我们要通过循序渐进的系统性制度安排，通过发挥政府—市场、中央—地方两方面的积极性，去找到一个富有弹性的、多元化的化解机制。”王曙光建议道。

王曙光在演讲中解释，保持定力，就是持之以恒、一以贯之、心无旁骛地做好一件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不断完善落实‘两个毫不动摇’的体制机制”实则就是在讲“定力”。他从3个方面对“定力”进行了进一步阐释。

第一，要一以贯之构建可持续的系统性机制体制，鼓励和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王曙光指出，民营经济是经济增长、就业、财政收入、居民收入提升的主要源泉，我国1亿户民营和个体经济是中国经济发展和民生建设的“主盘”。

“‘两个毫不动摇’要具体落实在可持续的系统性体制机制上，不能以临时性的政策措施来代替长期的战略和体制机制。这意味着地方政府在支持民营经济发展过程中，要建立财税支持体系、金融支持体系、政府服务体系等长期性、战略性的体制机制。”王曙光说道，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大力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壮大，强调“在市场准入、要素获取、公平执法、权益保护等方面落实一批举措”，都是从“治本”的角度提出的体制机制性举措，而不是临时性“治标”的政策措施。

第二，要一以贯之坚持以高质量经济建设为中心。要深刻认识“经济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当下的经济建设已不再是“铺摊子”式的、强调规模的经济建设，而是高质量的经济建设，是可持续高质量的发展，是科技带动下的经济建设。

无论是处理好“立”和“破”的关系，还是处理好“进”与“稳”的关系，都要从“经济发展”这一大前提出发。“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强调的‘把非经济性政策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就意味着以后出台的各类政策会更加谨慎、更加具有系统性、更加注重政策之间的协调与衔接，以免影响经济的总体发展势头和市场稳定。”王曙光指出。

第三，要一以贯之推进高水平制度型开放。王曙光进一步解释，这种开放是内外平等的、普惠的，而不是给予外资以“超国民待遇”，真正吸引外资的是优良的营商环境和公平的竞争环境。推动高水平制度型开放，意味着中国还要继续进行体制革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这是吸引国际资本、进一步扩大高水平制度型开放的前提。

“在某些西方国家对中国‘脱钩断链’的大背景下，中国一定要向全世界明确释放高水平制度型开放的信号，加大对国际资本和人才的吸引力度，从而进一步提振外国直接投资。”王曙光补充道，“但开放不是无条件的，中国经济的开放、金融的开放、产业的开放，一定要同时兼顾经济的安全、金融的安全、产业的安全。”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必须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王曙光认为这一提法意义深远。

王曙光在演讲中阐述了自己有关中国式现代化的解读：“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就是在一个人口规模超大的贫穷落后国家，逐步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而这一工业化、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是以人民为中心、是以人民的幸福为最终依据和最高目标的。它意味着中国要基于全球现代化的长期历史过程进行深刻的反思和审视，要立足于中国自己的国情，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为全球贡献中国价值、中国范式。”

王曙光用4个“必须”阐述了其对于如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看法。

第一，必须以“高质量发展”为核心，进一步推动经济稳中有进，进一步鼓励和支持科技创新和科技进步，建立产学研一体并面向全球市场的新型举国体制，为中国未来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强大科技支撑；第二，必须加大民生建设的力度，进一步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努力建设现代化农业强国；第三，必须进一步扩大开放，推动高水平制度型开放，以开放深化改革，以改革推动高水平开放，在开放的同时高度关注国家经济安全和金融安全；第四，必须建立“全国一盘棋”的理念，构建区域之间协调均衡发展、各地相互支持的稳定机制，构建国企和民企之间相互协作、相互策应的共生共荣体制，构建富有弹性和韧性的人才成长机制和阶层间流动机制，使中国的发展充满后劲、充满活力。

关于中国民营制造业如何进一步激发发展动力，王曙光提出了4点建议：推进技术创新，加大技术研发投入，培养更多高素质的技术人才；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及时根据市场需求调整产业结构，推动传统产业升级，推动制造业由低端制造向中高端制造转型；推动企业走出去，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品牌和企业；保持主业战略定力，找准行业定位，保持差异化竞争优势，在经济低谷时期善于挖掘和利用战略机遇，适度多元发展。

“我对中国民营制造业充满信心，中国将成为全球高水平制造业的中心。”王曙光在演讲结尾激动地说道。在中华崛起、大国角力的关键时期，王曙光为广大民营企业送上5个词、10个字——静志、日新、弘毅、远瞩、厚积。他希望广大民营企业抓住未来5年的机遇，放眼未来谋划全局，沉潜蓄势厚积薄发。